作者 孙若风（武汉大学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兰州大学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2018年政府机构改革，文化和旅游实现体制融合，中国的文化和旅游发展逻辑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文化和旅游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历史维度观察，会发现二者有着同步、同构、同体的特征，这或许是用系统观念把握文化、旅游发展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其中的规律的体现，将有助于构建文化和旅游发展新的底层结构——旅游因文化而得灵魂伴侣，文化因旅游而得江山之助。
第一，同步。
文学是文化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是时代审美意识和社会审美能力的集中表达。六朝，是文学自觉期，旅游也在同一历史节点实现自觉。
“魏晋文学自觉说”由日本近代被称为“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的铃木虎雄在《中国诗论史》首倡，其观点和思想方法不仅教导了他的门生，比如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而且深刻作用于与他同时或稍晚的中国学者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等人，他们分别出版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中国文学指评史，或者称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典美学，泽被后代学人。“魏晋文学自觉说”成为百年来中古文学研究的内核。
“魏晋文学自觉说”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得到鲁迅等学者的响应。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曹丕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者近代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围绕中国文学何时实现自觉，学界有不同认识，主要是标准不同，但魏晋六朝是文学自觉期，是主流看法，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学史、美学史，基本上都是持这一观点。这当然与鲁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位有关，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说服力。事实上，提出“文学自觉”并把它安放在六朝，是给六朝的量身制作。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学、艺术和旅游都处于混沌状态， 或者说混合状态。诗书礼乐当然非常重要，但它们都只是道德修养和治国安邦的手段或者说附庸，“立言”位于“立德”、“立功”之后，文学性强的作品被视为雕虫小技。西汉扬雄《法言·吾子》载：“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到了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把文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被鲁迅确认为文学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事件。不只是在理论认上，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灿若星辰的文学艺术家，先是“三曹”以及环绕他们的“建安七子”，还有被曹操从匈奴接回的蔡文姬，接着是“竹林七贤”、“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元嘉三大家”、“竟陵八友”“宫体诗派”等等，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因文学活动的交集而形成的作家、艺术家群体。先秦时期有过养士制度，朝廷周围也聚集着不少文人，甚至有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是，这种文人的聚集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发挥的是类似于现在的智库作用，而不是以审美为目的文人雅集。文人雅集在从东汉末年开始盛行起来，曹操与身边文人是谋士加文友的新型关系，他在铜雀台横槊赋诗，与王羲之与友人在兰亭曲水流觞，等等，风流冠代，成千古佳话。
艺术也在这个时候实现了自觉。六朝的书法、绘画、雕塑、音乐等方面如同忽然醒来，涌现出众多大家：书法上的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绘画上的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雕塑上的戴逵、戴颙父子，音乐上的蔡邕、嵇康，不仅个人成就斐然，而且开宗立派，在中国艺术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文学艺术各类门类的个性同样受到了充分重视，文论开始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乐论把眼光转向音乐自身的特质，书论、画论、音论，异军突起，异彩纷呈。六朝出现了一大批成果，而且有很多是历史上的第一：曹丕《典论·论文》，第一篇文学专论；陆机《文赋》，第一篇系统的文学创作论，而且是用赋体；钟嵘《诗品》，第一部诗歌理论专著；刘勰《文心雕龙》，第一部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成体系文论专著。艺术理论方面，嵇康《声无哀乐论》等音乐理论，顾恺之的《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和宗炳《画山水序》等，书法理论方面有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势》，王僧虔《笔意赞》、《论书》等，一时蔚为大观。
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同样在这个时期实现了自觉。曹操是旅游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从文学史看是首个通篇写景的作品，从旅游史看则是首篇诗体游记：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在曹操之前，除了叙事诗，诗歌通常的写法是先写景后抒情。在曹操之后，写景抒情也仍然是文人诗词乃至于民歌土谣的基本格式，情景交融理论、意境理论，都建立在这个规范上，即所谓“起兴”。曹操《东临碣石》的意义在于，它首开通篇写景先河。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是汉乐府此类体裁的基本格式，类以于现在民歌中“嗬尔嗨哟”，不是作者自己的创作内容，因此，这是公认的纯写景诗。而曹操之所以采取纯写景的手法，显然是在他看来，欣赏景色就足够了。当然，“纯粹”写景是不存在的，写景时，情已经寓于其中。曹操这首诗与以往的区别不在于它有没有抒情，而在于它不是以抒情为主，而是以写景为主。后起的游记类文学作品，比如柳宗元、徐霞客的游记散文，承继的是其余绪。
六朝画论家宗炳在其《画山水序》中认为完全靠画面中的山水也可以表现画家的情怀，与比他早很多年的曹操旅游诗创作实践不谋而合：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无端，栖形感类， 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
所谓“诚能妙写，亦诚尽矣”，把山水审美的自足性，也是旅游的自足性，说得透彻，也很坚决。
曹操的《步出夏门·龟虽寿》也是旅游史上值得关注的诗歌：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承认人终将死去的事实，上面这首诗更是否定了包括秦皇汉武在内的前朝帝王追求长生不死的做法。但他又认为，人的寿命长短不只取决于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所谓“养怡”就是今天所说的康养。中国的康养理论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歧伯，但是，在明确否定求仙得道基础上提出康养，而且，曹操的这首诗是其《步出夏门行》组诗中的一首，说他是旅游史上倡导旅游康养第一人，大概不为过吧？今天，就在曹操写这首诗的地方，秦皇岛着力发展旅游，特别是旅游康养，甚至还出现了阿那亚这样的旅居合一品牌，这种“巧合”耐人寻味。
以审美为目的，是这一时期旅游自觉的显性特征。“东山再起”的谢安，开创带领子弟在东山开展山水游、研学游、亲子游的先河。政治失意的谢灵运，以出游为乐，甚至专事旅游，他发明的“谢公屐”，是最早的旅游专用装备。同时期出现的山水诗、山水画，比西方要早很多年，它反应的“ 纵情山水”，通过“游” 的方式获得精神享受，是纯粹的审美活动，与现代旅游一脉相承。东晋陶渊明的一系列山水诗、田园诗，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桃花源记》作为今天乡村旅游的范本，仍不过时。
今天中国的文化和旅游，上承历史上的文学艺术和旅游的节奏，同步走上了现代产业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几乎是同时发现了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的商品属性，按照产业规律和市场法则，一步步形成了现代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几乎是同一节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附庸蔚为大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尤其明显的是，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中脱颖而出，完成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惊人一跃。在实现小康社会目标中，又共同发力，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二者共享资源和市场，并共享产业经营主体和消费者。在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也是在一些农业和其他现代产业资源匮乏但恰恰是发展文化旅游业的乡村，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双竿齐下，一战成名。在接着推进的乡村振兴中，又成为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和产业振兴的制胜之道。文化和旅游一次次联袂出场，一次次合力攻关，成为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轮新冠疫情中，同样遭受垂直打击，也共同期盼重演中外历史上规律性出现的场景：每次经历大灾大疫，都成为文化和旅游发展新的契机。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是长期以来同频共振的必然结果。这种融合，又将协调并强化二者的同步发展。
第二，同构。
笔者受“魏晋文学自觉期”启发，提出这一时期同为艺术和旅游的自觉期，是想采用文学与艺术、旅游互证的办法，把握中国美学史上这个重要阶段的特征，由此深化对文学艺术和旅游本质的认识，并作为今天文化和旅融合的参照，将之纳入文化和旅游工作中需要实现的“历史自觉”、“文化自觉”的组成部分，因为，事物的本质往往在萌芽时期看得最清楚。这是今天重拾“文学自觉”这一历史话题的现实意义。
文学自觉、艺术自觉、旅游自觉，归根到底是审美自觉。审美是文学艺术与旅游的本质属性。六朝文人在人性觉醒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出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对自然、生命、生活的热爱，更加鲜明的审美追求、艺术人生追求。鲁迅所说的六朝“为艺术而艺术”，不是说文学艺术与政治、经济无关，鲁迅本人从来就是以笔为匕首和投枪的，他弃医从文的动机是用文学唤醒国人。他提出的标杆性人物曹丕，在《典论·论文》强调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还是在“经国大业”角度强调其社会功能的“不朽”。只是，曹丕没有再强调先秦时期确立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次序。从曹丕到鲁迅，共同点是看到了艺术的作用，也就是审美的作用，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就是将审美功能与其他功能区分开来。这是六朝文学艺术自觉乃至于旅游自觉，在理念上的重大变化。《典论·论文》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如此强调文章的独立价值，只有在六朝这个思想解放、审美觉醒的时代才有可能发生。
从强调审美的角度看，“诗与远方走到一起”是六朝“为艺术而艺术”在今天的新表述。“诗和远方”——一位曾经的年青歌手的个人感悟，在机构改革中突然走红，成为公共表达，反应了广泛的社会共识，反应了大众化的诗性需求。实现文旅融合，直接原因是通过文化和旅游的产业融合，解放文化和旅游生产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类机构改革分分合合的直接推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全社会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长。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被确定为新时期的主要矛盾，而它又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精神生活需求，包括审美需求。文化和旅游都是以知、情、意的方式感知、体验对象，并且在以互联网代表的科技手段的支持下，参与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生活美学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主流，千百年来，既便是温饱得不到保障，人们也在追求美好的精神体验，在进入小康社会之后，进一步激发了这样的需求。
第三，同体。
《庄子·大宗师》云：“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六朝的文学艺术自觉和旅游自觉，是在文学艺术与旅游的共同活动中实现的，也在共同活动中获得发展。这个时期出现的优秀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很多是产生于出游之中，与山水、田园联系在一起。山水诗、山水画勃兴，是那个时代文旅合体的结晶，也埋下了今天“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种子。王羲之《兰亭集序》，是兰亭之游的成果，是文学、书法和旅游合成的精粹。宗炳《画山水序》是我国山水画专论的第一篇，提出山水意义是：“圣人含道映物， 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 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 既然山水能得“道”，表现“道”，轩辕、尧、孔等圣人贤徒必定要去游览山水，这就是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原因。王微在 《叙画》中这样谈感物:“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各项文学艺术活动与旅游声气相通，当时出现并成为中国美学四梁八柱的“神思”、“风骨”、“神韵”、“体性”、“情采”等理念，从萌芽到成型，一路走来都留下了山水游历的足迹。
汉末以来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灾疫横行，民不聊生，严酷的生存现实，刺激了生命意识和生活意识。江南风光秀丽、山水可亲，也是与山水相关题材的诗歌、绘画、音乐等兴起的必备条件。至为关键的还是儒道思想的融合。在经历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到了东汉末年，纲纪大乱，这种思想统治随之崩溃。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跨界融合，儒道互补，成为此后中国文化演进的基本格式。也是在这个时期，外来的佛学在与儒道两家的碰撞、博弈中，生了跨界融合。儒释道汇流，决定了此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基本面貌，影响着传统审美的心理结构，主导着文学艺术和旅游的流向。
以融合为方法论的中华文化，儒释道融合才是它在六朝走的一步大棋。值得注意的是，六朝主导儒释道融合的玄学家，往往在山水之间展开哲学思辨与审美活动，他们集哲学家、诗人、旅行家于一身。
很明显，今天的文化和旅游融合，是中国历史上文旅合体这一传统的延续。千百年来，一代代文化人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下“且读且行”，以他们的作品和游踪引导着后人，也在审美心理和审美方式上训练着后学。当今中国的文旅产业经营者和消费者，经常是默念文学史上文旅一体的诗句进入行业的，这些诗句是他们最重要的创业导师和消费导游。
今天的文旅合体来自历史，又有着新的融合动力、机制和方式。当今文化和旅游融合，主要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相向而行进而融为一体，形成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三业融合。而且，在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形神合一哲学思想和生活美学传统作用下，围绕文化，又形成了文旅融合、文体康旅融合、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三个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融合圈层。在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中，以“乡创”和“城设”为切口，文旅产业以融合的优势介入，成为突出的文化亮点和经济亮点。借助产业的优势，文化和旅游寻找到更多进入大众化、生活化和日常化的空间，共塑经济社会发展和大众生活，在这样的过程中，文化、旅游相互赋能，彼此成就。文化和旅游融合除了需求驱动，体制驱动、科技驱动和市场驱动也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作用。
把握中国文学艺术和旅游实现自觉的历史节点以及薪火相传的过程，是今天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文化和旅游同步、同构、同体的角度看，今天的文化和旅游既与 历史一脉相承，又有着重要的时代特征：
首先，从“人的自觉”到“人的全面发展”。
魏晋时期实现文学自觉、艺术自觉、旅游自觉，关键的支撑点是“人的自觉”。在经历了东汉谶纬神学的崩塌之后，人性被唤醒，人在神面前站立起来，人的生存、生命需求，特别是生存、生命质量的需求，包括个性需求和审美需求受到尊重，由此开启了美学洪流。“五四”新文化运动显然是在这里找到了共情之处。
六朝文学艺术贡献巨大，影响深远，杜牧《润州》在诗中说过：“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并非占据主流，文人的旗帜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魏晋六朝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学者特别关注的对象，是在思想解放、个性自由、重视自我方面找到了共情之处。刘师培撰写《中国中古文学史》，开创用新眼光审视魏晋文学的先河。而鲁迅不仅发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还花了十一年时间校注《嵇康集》。这种对六朝文学的钟情和“再发现”，在“五四”以后，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仍在深化。
以《论人的尊严》作者皮科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的理论家认为，人作为一个奇迹，是能超越现实局限，通过诗歌、文学、哲学和艺术，达到更高、更好、更非凡的境界，一个伟大的中心地带。今天的中国，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顺应整个社会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更加注重生产、生活、生命的质量，注重对审美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在日常化、大众化的文化艺术体验中丰富和提升自己。可以说，我们中国人一直追求在生活美学，在今天才有了全社会实现的条件。通过文化和旅游达到拉长生命长度、加大生命宽度、丰富生命密度、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而作为审美活动核心的文学艺术、旅游，不仅自身是社会更加关注和投入的聚焦点，而且通过跨界融合，扩大其边际效应。
第二，从“文学自觉”到“文化自觉”。
所谓文学艺术自觉、 旅游自觉，其实就是对文学艺术、旅游自身的独特性、重要性以及与其他相关方面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在文旅融合的今天，回望六朝会发现，即便在是强调文学艺术、旅游的独特性、重要性的情况下，六朝以及后来千百年的中国传统审美，仍然坚守着融合的理念和方法，彰显为融合式的中国审美规律。
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初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念，这一理念与文化自信相互作用，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按照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解释，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他后来又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概括。“文化自觉”理论是提出“ 文化强国”的前奏。
当前，文化和旅游融合是文化和旅游发展的重大现象，也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由于融合推动了关于文化和旅游关系的认识，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旅自觉”。它与六朝文学自觉、艺术自觉、旅游自觉有渊源关系，但更侧重于文化与旅游“关系”的认识，是今天文化自觉的组成部分，也从一 个方面彰显和强化了文化自信。实际上，六朝文学自觉、艺术自觉、旅游自觉，就是在与其他门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中把握的，主要是在与道德、政治的关系上，也就是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关系上有了新的认识。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也是把自身的文化置于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上去把握。
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目的，是要在推动二者的同频共振，在新的二维张力中实现共同发展。因此，既要讲融合也要讲区别，既要讲共性也要讲个性，既要讲同步、同构、同体，也要讲各自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检验当前文化和旅游融合的一个重要尺度，是二者关系的认识深度。以文学艺术为重点的文化，和旅游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特别是改革开放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各自兴起，并且依循独立的经济运行轨道和政府管理体制，形成了皎然区别的产业分野以及相应的学科建设、教学体系，“宜融则融，能融尽融”，就体现了这样的原则。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推动融合，但是也要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区别”，如此方能形成跨界优势、“杂交优势”。或许经过长时间的融合，各自的特点不可避免地流失一些，但是如果能正确应对，又会在融合中进一步强化各自特点。要珍惜当前融合初始阶段新鲜感，不要让它流失在时间中，文化和旅游彼此相望，也彼此守望。
第三，从“为艺术而艺术”到“把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结合起来”。
中华美学源远流长。《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尽善尽美”的美学主张，还有他前于美文、美衣、美食的评论。他的教学包括“六艺”，主要是礼乐之美，也包括游历。他把美学课堂从殿堂搬到了民间，搬到了行走的大地上。他所说的“乐山乐水”，成为魏晋时期山水诗人、画家和理论家的重要依据。
在2018年的机构改革中，文化和旅游在体制上实现融合。“诗和远方走到了一起”，在当时的微信中，这样充满热情的点赞不断被刷屏。而且，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级，每一轮挂牌，都掀起一波波声浪，整个社会一下子都显得那么文艺，那么有浪漫遥远的情思。文化和旅游融合击中了大众心中最柔软的地方。社会需要美，需要通过文化和旅游工作，去发现、丰富、创造生活、生命之美。“诗与远方走到了一起”，就是美与美走到了一起，是美的使者与美的使者的壮会。来自社会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大众对文化和旅游融合工作的定位：做文旅就是做审美，无论是事业、企业、社团、机关、研究机构，无论是单位、个体，都是做发现美、创造美、传播美的工作。
“一个需求顶得上一百所大学”。这个需求，就是在文化和旅游两方面共同体现的审美需求。要明确以抚慰心灵、提升人的审美境界为旅游目标。比如，中外历史上每次面对大灾大难，特别是面对死亡威胁，人类总是向死而生，进一步唤醒人性深处对自然、生命、生活的热爱。其实，近几十年来出现过几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或亚洲金融危机，都促进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兴起或反弹。面对新的审美需求，关键是如何变自发为自觉，主动引导和促进转型，在消费、经营、管理等一系列环节上有所体现。比如经过这次疫情，旅游消费者会更加注意旅游的精神价值和人文品格。会将旅游当作一种文化行为，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会注重喜好，而不一定选择贵的，也不会总是从众选择；面对审美客体，会注重精神交流，而不是走马观花。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要往广处走，全域旅游、夜间经济、文化商圈、特色街区、美丽乡村，还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往旅游跨界；往细处走，在精准把握分众化上体现旅游的大众化，在细分游客上深耕细做，在长尾效应上下功夫。要在创造审美生活的定位提高旅游。支持和引导以此为方向的业态创新、模式创新和方法创新。积极参与城乡建设，特别是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推动居民与游客共创“可业、可居、可游”的生产生活空间。
文化和旅游融合，是行业发展的换档，是以集群力量进入新赛道，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促进文学、艺术和旅游的水乳交融，各个分支形成焕然一新的整体，进而与广泛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深耕于大众化、日常化和生活化，推动审美活动进入历史上又一个活跃期和爆发期，并且可持续发展，承载起全社会不断增长的审美期待，尤其是文化和旅游改变生活的愿望，以文化和旅游的同体，促进形成惠及全社会的美好生活综合体。
上世纪三十年代，最早提出“文化产业”概念的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姆以及阿道尔预判，未来会出现一种融合所有艺术的“总体艺术作品”。从中国乃至于世界的发展趋势看，旅游理应成为“总体艺术作品”的一部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平实而充满情怀，是动人的诗句，更是这个时代的旅游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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